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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多月之后，招商大会的热情并未消退。较好的营商环境，是地方政府推介的重点之一。在较低的税费成本、良好的政府服务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厦门市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，2018年排名全国试点城市第2，相当于全球38名。招商战略中的招商地图、千亿产业链等部署，在企业界也有很大反响。

笔者算了算，小吴哥一共在这只基金上买了7万，累计亏损37%，亏损2.6万。对于浦银安盛价值，笔者也专门去查了查。这只基金的前十大持仓，基本是创业板的高估值票，即便跌了一大波，估值依然很贵。比如，基金前十大持仓中，前两只的上海钢联和安车检测，各占基金净值在6%附近。前者PE市盈率是55倍，后者PE市盈率是42倍，估值都特别高估，划不来。

“其实很容易理解。这种特性造成的结果就是，费率战可以无下限地进行，因为拥有规模优势的基金公司可以通过不断下降费率的方式，提高被动型指数产品运营的盈利门槛。比如说，以前测算可能50亿元规模的ETF就能为基金公司赚钱，但降费后，这个门槛就可能到70亿元甚至100亿元。”该基金经理说，“可以想象，这种竞争持续下去，在看不到赚钱效应的倒逼之下，必然会有很多基金公司逐步退出竞争，这类产品的资源进一步集中在少数基金公司手里。”

Q3：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公共关系的边界在那儿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，最终目的好像还是服务于公共关系和品牌塑造，您觉得这个边界在哪里呢？涉及到一个企业组织与社会、政府、市场等多个界面关系的处理问题，这在企业的创业初期、转型发展、面临制度变化、危机状态或国际商务等情形下更加突出。

肖亚庆：谢谢您的问题，看来您和华尔街日报关心的是一类问题。我刚才已经讲了，国有企业是独立的市场主体，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自担风险、自我约束、自我发展，这是我们始终的方针。我们讲，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同样参与市场竞争，同样受到法律保护。关于你刚才谈到的补贴问题，我们也特别对中央企业进行过梳理。可以讲，中国的法律法规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国有企业补贴的规定，中央企业也没有基于所有制的补贴。就是没有只给中央企业、国有企业，不给别的企业。所以，国家也正在清理，各个部门也正在清理，在规范各种补贴。我觉得，这将有利于为各类不同所有制、不同规模的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条件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。

县城，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自从最近两年多条高速公路 高铁修通后，县城条件好点的都去成都 重庆买了房子，一到周末就去成都 重庆，就连本来在县城做服务员的年轻人也近则去了成都，远则去了武汉 上海 杭州 深圳，县城的房产开发商为了生存，房价卖得更贵了，原先交通部发达，就在县城买了房子，现在交通发达了，去地级市买也就多30分钟的路程，县城的有能力的刚需走了一大半，买的人少了很多，房产开发商房价不卖高点，就只有破产一条路走。